[i]参见后向东：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变革中的若干重大问题，《行政法学研究》2017年第5期，第103页。

由于复议是由与作出原决定的官员同属一个机关的人进行，其可能的结果是，它只是成为申请人寻求有效救济途径的一个障碍，造成了拖延和附加的成本，而却得不到一个真正中立与客观的复议。司法的特点是中立，而这一规定则是让行政复议机关承担二次执法的角色，可以为原行政行为机关补位，明显与行政复议应当是居中裁判的定位相悖。

对于复议纠错率提升的收益，笔者在前文中已经做了分析，通过对比表1中的数据，可以发现变化最大的是维持率的下降，相比于2011年至2014年均值为58.1%的维持率，2015年至2018年的维持率均值为51.19%，成效较为显著。下文将对行政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的相关理论进行剖析。从理论上讲，行政复议的纠错率越高，愿意选择行政复议的相对人就会越多，其结果就是行政复议案件量的增长。司法说主张行政复议从本质上讲乃是一种司法行为，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一样，是复议机关站在第三方的立场上对当事人双方的争议进行裁决的活动，客观上可能起到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作用，但性质上是司法行为而非行政行为，不是对下级行政机关的一种层级监督活动。其次，取消复议机关搜集的证据可以作为证明原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的规定。

然而在复议维持决定与原行政行为一起作为行政诉讼程序标的的情况下，则不会出现此种状况，在原行政行为被撤销的情况下，则无论复议程序合法与否，复议决定也将一并被撤销。因此，从目前来看，作为行政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制度所期待的收益之一——复议案件量增加与诉讼案件量下降——并未凸显。作为与国家法相对应的社会法，是指由公民社会及其社会公权力主体，如社会团体、行业组织、社会自治组织等制定的调整其内部关系和相应社会公权力运作所涉及的外部关系，规范社会公权力组织内部机构、内部成员行为以及相应社会公权力运作所及外部组织、外部人员行为的规则系统。

[20]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五大子体系包括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以及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1982年后，中国宪制和法治确立权力制约权力最重要和最明显的例子是1989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该法明确规定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制约。[4] 其三，我国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形式法治是法治初级阶段的最好和最符合实际的选择。

没有宪制和法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以及尊重和保障人权就都只能是一句空话，就不可能有人民民主。然而，良法、恶法的判断非常复杂，对于良与恶由谁判断，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否自行判断法的良与恶而决定遵守或不遵守，执法机关可否自行判断法的良与恶而决定执行或不执行，法的良与恶有一个度的问题，达到多大程度的恶，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才可以自行决定不遵守，执法机关才可以自行决定不执行等问题，不是随便可以认定的。

其二，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城镇新增就业方面，2003年建立统计制度以来，年均实现新增就业人数1178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长期处于低位。人民代表行使这些监督制约权力也不受党派和利益集团的制约。邓小平同志说，过去我们党的重要教训是不重视法制对权力的控制，以至形成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

当然，这个时期也可以分为若干阶段，某些阶段对宪制和法治较重视，某些阶段对宪制和法治不够重视。为此，就必须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氛围。[26]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创新对外开放模式，进一步探索深化改革开放的经验，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授权国务院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基础上设立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对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之外的外商投资，暂时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有关行政审批的规定。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达11.5亿人，覆盖全国82.81%人口。

这样的规定在1954年、1975年、1978年的我国宪法中都没有出现。并且主权者既然只不过是一个集体的生命，所以就只能由他自己来代表自己，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人与全体相联系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自由。

[14]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0页、第333页。20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党开始放弃宪制和法治的追求而走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道路，导致国民经济遭遇严重困难。

在对外交往中为国家争得荣誉和利益的。西方国家早期的宪政理论宣扬干事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将有限政府的理论推向极端。其一，法律的基本原则。其三，对敢于积极作为、敢于担当的公权力执掌者建立容错纠错机制。[21]《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既然将党内法规定性为法规，无疑已明确其为法，党内法规以此区别于一般的党内制度。行政执法裁量基准不是硬法，没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但它作为软法，也不是没有约束力。

他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

其次，中国公民经济、社会权利保障水平持续提升。最后，公民受教育权和文化权的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事实上，20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国家也在逐步限制这种理论的适用范围甚至放弃这种理论。这个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适用非基本法不合适，可选择适用基本法。对这些逐渐由良变恶，妨碍或阻碍改革的法，人们要不要遵守和执行呢？有人主张改革不应受这些过时的法的约束，违反这些过时的法属于良性违宪或良性违法。在我国行政诉讼中，司法机关只审查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不对人民代表机关的权力行使进行监督制约，不审查法律的合宪性。在工作中有发明创造或者提出合理化建议，取得显著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的。

要么严格坚持形式法治：恶法亦法，只要是法，就要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然而，也有人认为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两者只能择其一。

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均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9]第三类是社会经济权利，共8项，包括私有财产权，劳动权，休息权，退休和社会保障权，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权，受教育权，进行科研、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自由权，婚姻和家庭生活权。

党行使宏观的执政权力和直接行使相关的国家公权力，在当今治理现代化的条件下，必须以宪制和法治为基础。这些法源形式主要包括下述五类。

在域外某些国家，特别是不成文宪法国家，如英国，宪法惯例(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或称政治惯例)是重要的宪法渊源之一。宪法是人民权利和自由的保障书。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公民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共24项。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政党，宪法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9]这些权利分别规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至第40条。

在大陆法系国家，判例仅对今后本级和下级法院审判同类案件有指导意义，属于软法。这一特色既体现于我国宪法的文本，又体现于我国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实践。

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制度改革、民企国企平等对待的政策改革。[5]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出自英国思想史学家阿克顿勋爵(1832-1902)撰写的《自由与权力》一书(侯建、范亚峰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85页);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出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撰写的《论法的精神》一书(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84页)。